货币政策偏紧迹象初显
最近的一些数据和政策动向已经释放出一些货币政策偏紧的迹象。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99.86万亿元，同比增长15.2%，比上月末低0.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9.61万亿元，同比增长9.5%，比上月末低5.8个百分点。人民币信贷增加6200亿元，更是同比少增907亿元，下滑幅度超过了市场预期。
央行在货币操作手法上也是“以收为主”。2月份当月净回笼现金2136亿元。其中，2月20日当周，央行在公开市场单周净回笼资金高达9100亿元，为历史单周资金净回笼最高值，也是时隔8个月后再次启动了规模500亿元的正回购。因此，这一举动被市场认作货币政策趋势性调整的信号。
如果观察央行货币政策实施的规律就会发现，春节后重启正回购，且在公开市场大规模回笼流动性，这是央行“节前投放，节后回笼”的惯常做法。1月份，社会融资总量达到创纪录的2.54万亿元，较去年12月环比多增9千多亿元，同比多增1.6万亿元。其中新增贷款高达1.07万亿元，这主要是春节前许多企业要满足年终资金的需求。因此，春节以后，央行回收短期流动性恰恰是对春节前货币过度宽松政策的回调，避免了流动性过度宽松，抑制了信贷增长，是政策回归常态化的表现。
总体稳健主基调不变
从总基调上看，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稳健，“以稳为主”。
事实上，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货币政策主基调不变，这是国内外复杂环境所决定的。从国际国内环境看，短期的流动性收紧和政策微调并不改货币政策总体稳健的主基调。
在全球货币大宽松以及汇率战可能继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货币当局的智慧的确要接受考验。美日欧开闸放水，让中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收紧流动性，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的风险便难以遏制；如果政策紧缩，可能会扼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复杂。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见招拆招”、“以静制动”。随着全球流动性持续宽松，以及外围市场环境的稳定好转，未来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将会有所改善，这也有助于抵消和缓解货币渗漏下的政策紧缩效应和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压力，从而舒缓国内市场流动性。
而从内部环境看，则更加复杂。一方面，随着经济复苏、通胀和房价进一步攀升以及对过度投资和金融风险的担忧再度浮现，2月CPI同比回升至3%以上，新涨价因素恐将持续高位，央行可能会开始收紧信贷“总阀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信贷投放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并不均衡，中小企业信贷获取难度明显大于大型企业。广大中小企业面临较高的上市融资门槛，无法直接从资本市场融资，公司债券和股权融资只占不到1%，更加倚重于银行信贷，如何降低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已成当务之急。因此，在新增货币投放中，要更加注重差别化信贷，对经济领域的薄弱环节，特别是中小企业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相比前两年，央行或将在货币政策总体保持稳健的前提下，控制货币和信贷投放。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外汇占款实现6000多亿元的增长，创出历史最高纪录，导致年初市场流动性呈现过度宽松状态，外汇占款增量回升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贷款利率已趋于下行、物价重新上行以及房地产价格上升压力逐步加大的复杂格局下，加之出于对中外利差过大可能加剧资本流入的担心，央行必然适时收紧货币信贷投放，把控好“流动性总阀门”。
未来需提高货币金融效率
不过，除了注意货币政策力度的松紧外，未来央行更需要的是改善货币调控方式，提高货币金融的效率。最令人期待的则是如何通过利率市场化手段引导资金走入实体经济，而不是直接抓银行的贷款，或者直接抓货币总量。在时效性把握上，央行的货币调控需要“先知先觉”，而不是“后知后觉”，应在把握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大趋势的前提下微调预调，但预调微调也不意味着频繁的调整，“急刹车”或是“急踩油门”，都会严重伤及实体经济。
对于货币金融调控，央行应偏重于“调”而非“控”。即央行一直在倡导的宏观审慎管理，必须依赖于要素的市场化、手段的市场化和机制的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来配置资源，使资金信号、资金成本反映真实的社会和实体经济的需求，引导中长期资金进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长期资金的领域，如城镇化进程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等领域，其关键是设法稳定这部分中长期的优质资金，提高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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